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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试图把诸如现存的法律秩序等这样一些如此复杂的现象归入某个不得已而格式化的外部秩序时，这种有保留的使用总是有意义的。

它拒绝诉诸客观正确的任何立法观，而秉持一种彻底的民主程序主义，要将所有的实质价值问题都化约到程序上去，通过程序的方式解决价值分歧：因为我们对任何问题都可能持有无法协调的分歧，这样只能通过程序而非实质正义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36)守法主义坚守主权者至高无上和不受限制、法律是政治的附庸的立场。

(39)政治学进路和法律教义学进路都暗含了这种守法主义。立法者就是政治空间内的主权者，它不受限于规则，至少不像法官那样受限。(三)立法者的义务 为了进一步贯彻上述五个层面的理性化要求，立法者就要担负相应的义务，为立法实践提供指引。责任宪制结合了传统的法律限制和现代的政治责任，要求政府应当在适当领域内通过积极政治行为向全体人民承担充分的政治责任。回到中国法学的语境，我们的法律制度似乎历来以立法为中心，强调以人大为主导的立法和释法模式，(48)而且我们对于立法比较关注，对立法学的推进也很迅速。

近年来司法法理学蓬勃发展，提升司法判决的说理水平，建立案例指导和类案裁判制度，有助于最大化保证法制统一与裁判公正，促进司法的理性化。既往对于法理学的讨论更多涉及实质的政治理论(正义、权利的理论化)，却缺乏对政治实践的理论化。社会阶层在不断分化，各阶层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分化，人民群众之间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分歧。

(75)这允许我们将特定的政治伦理立场与其结合，形成伦理法律实证主义，比如汤姆·坎贝尔就专门辩护了法律实证主义与权利、民主等价值之间的支持关系。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协会不仅专门设立了立法研究会，还主办了官方杂志《立法研究季刊》(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甚至如德国法学家基尔希曼所言：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我们不妨分别称之为实践型法理学和理论型法理学。

在这个层面，立法追求的都是特定社群所珍视的基本伦理价值，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而它们对应的主要是人类尊严、道德共识等。立法者还应当回顾过去，如果预期的效果没有实现，那么就需要额外的证成与调整。

亦可参见葛洪义、李晓辉：《立法：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8期，第77-78页。至于公民政治意见智慧与否，不再进行区别对待。(32)在这个意义上，立法的理性化就如富勒所讲的合法性原则一样，其实现是一项实践技艺，即使一个极尽勤勉和负责的立法者也不可能毫无困难地满足这些要求。(16)参见周旺生：《立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一方面，它对于立法决策的原则式约束要比理论型立法法理学更为体系化和全面。参照富勒的看法，可以将法律所追求的目的分为内在目的和外在目的，如果前述语言层面、法律形式层面以及实用层面的理性化属于内在目的，这里的政治与社会目的就属于外在目的。在这个层面，立法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有效分配、经济增长等目的，对应的价值主要是社会效用。再者，理论型立法法理学看似从法律性质进入到立法，属内部理论，而实践型立法法理学更多是从政治理性化进入到立法，属外部理论。

而责任意味着不再是最大程度限制政府权力，也允许赋予政府权力和集中政府权力。通过对政治实践的理论化，我们意识到法理学本身是政治哲学的一部分，法理学对法律性质、法律权威的探讨必然要关涉政治实践的性质。

抛开边沁的极端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原则，他的立法理性化思想非常具有启发性，萨维尼和哈耶克等人偏向自然法的观点对于现代多元的社会结构而言已经显得过时和保守。立法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一个主要体现是，政治学研究会中常常会单独设立立法学研究会，至少国际上的主要政治学研究会都采取了这种做法。

(30)五个层面不断递进，共同为立法活动提供正当性根基。(62) 原则分歧使我们需要权威，特别是需要诉诸民主原则确立法律权威。这些也悉数反映到我们的立法评估或者法律效果评估之中，如果立法原则的体系化和理性化程度不足，那么立法评估也将缺乏充分的标准和指南。在最终的决定中，要将每个人的声音都平等地体现出来，对其投票予以同等的关注。(76) 其次，理论型立法法理学容易造成民主至上，反而会限制立法法理学。其次，它有助于将立法重新塑造为一种可被理性化的原则论坛，以适应现代社会复杂结构对于立法正当性的期待。

第四是前瞻或面向未来的义务。立法法理学的真正对手其实是守法主义，后者将政治视为规范性黑洞，认为立法是主权者的意志决断，剩下的就是遵守决断以及将决断具体化。

而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守法，要在积极意义上证成自身的权力行使根据。立法权的行使不仅要在消极意义上不违反法律教义学所讲的法治和宪法，而且要在积极意义上证成自身。

最后，理性化的要求本质上是原则式要求，它的满足是程度性的。没有理由将法院视为分歧环境中最具代表性或最受尊重的机构，法院在处理公民政治分歧方面至少也不见得就比立法机关做得更好。

法律要尽量保持稳定，不能频繁修改。我们应意识到立法机关及其立法方式而不仅是立法结果的重要性，立法机关的组成结构、协商程序以及决策机制对于立法的正当性而言至为关键。对立法的任何理论化必然是对政治的理论化，因为立法不仅是一项法律活动，更是一项政治活动。只有当看到立法如何作为独特的法理学和政治哲学问题时，才会看到立法机关及其立法过程、立法方式对我们的复杂政治实践和社会治理所作出的贡献，才会重塑法律的权威及其在治理层面的尊严。

既有立法学研究分为政治学的和公法学的进路，各自存在缺陷：前者偏向实证的描述性立法理论，将立法视为外在于实在法体系的政治决策，并不为立法活动提供规范性指引。比如在通行的教科书中，立法学的内容通常由原理、制度和技术三个版块组成：立法原理主要涉及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29)See Luc J.Wintgens,"Legisprudence as a New Theory of Legislation",Ratio Juris,Vol.19,No.1(2006),p.23.中译本可参见[比利时]卢卡·温特根斯：《作为一种新的立法理论的立法法理学》，王保民译，《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4期。即使立法权属于主权者不可分割的权力，这种权力也不是如政治学进路所认为的那样不受限制。

只有将立法学归属为法理学，建立起立法法理学，才能够避免前述两种进路的缺陷，在为立法提供理想性原则指引的同时，也能与既有的实在法体系保持对接和融贯。为了契合本文的语境，我们最好将法理学放置在法学的知识框架之中予以界定，特别是在与上述法律教义学的对比之中确定其内涵和特点。

第三，实用层面的理性化。法律所内含的一个基本预设是：不管是政府还是公民，都是具备理性能力的行动者，法律也理应能够被其识别、理解和回应。(41)See Julius Cohen,"Legisprudence:Problems and Agenda",Hofstra Law Review,Vol.11,No.4(1983),pp.1165-1166. (42)参见[美]杰拉德·波斯特玛：《边沁与普通法传统》，徐同远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330页。由此看来，法理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寻求实在法体系所要包含的最佳道德原则和价值的规范理论，其目的主要是改善法律实践。

(73)以权威为核心属性的法律观也以解决分歧为出发点。再者，在政治学进路下，立法常常给人以政治黑箱的形象，立法不过是有权机关活动的产物，是一个混乱的交易过程。

首先，法律实证主义在法律性质上已放弃了早期奥斯丁持有的主权观念，转而以权威作为阐释法律性质的核心属性：法律必然宣称正当权威，以规范性的方式约束公民行动，要求对权威指令的服从义务而非强制。以法理学作为沟通政治学和公法学的桥梁似乎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一方面，法理学不同于教义学，它可以跳脱实在法体系的约束，不会成为对既有实在法体系的具体化，不至于抹除或忽视立法的政治创造功能。

正因此，立法的政治属性得到了约束。诉诸民主立法、民主多数决的程序主义决策机制就成了一个不得不然的理想选择。